​红色女“特工”黄慕兰自传-73

红色女“特工”黄慕兰自传-73

在我平反前后，曾力所能及地为许多受到冤屈的老战友们作过证明，特别是大声疾呼应该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急人之急，忧人之忧，实事求是地提供证明，澄清历史真相，是我应尽之责！

我获平反不久，出席了由民主建国会和中国科技协会联合主持的蔡叔厚同志追悼会。金学成是主祭者。蔡的元配夫人在新疆遭盛世才杀害；继配夫人朱文央曾是与我亲密合作过的救国会骨干，抗战初期在上海因病逝世；牙科医生沈绶贞是蔡的第三位夫人，为人十分贤惠，爱护文央遗孤如同己出，将补发的几万元工资与四个遗孤均分。

我因对叔厚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且1942年夏周恩来同志在曾家岩召见我时，也肯定地说要为我地下工作人员作证明的。我除致函慰问绶贞嫂夫人外，并致函金学成，请他代向中央反映，应追认叔厚为中共党员，并提供了我所知的七个方面的事实。学成夫妇真乃谦谦君子，礼貌周到，每至他家，告别时，均亲送我到大门以外。我告诉学成，自己正在为潘汉年呼吁平反，种种历史内幕真情，定能查清。他亦深信不疑，即将我写的信转送至廖承志同志处。

1980年秋，市府参事列席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全会时，我在分组计论中斗胆请会议记录的同志一字不漏地记下我的发言，并向中央反映：“请问出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会议的诸多民主党派委员朋友们，是谁在香港冒着风险，精心组织安排，安全护送你们从香港到华北解放区，使你们有幸参加与中共民主协商、筹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呢？事到今夫，怎么还不为潘汉年这位有功之人呼吁平反昭雪呢！”

我因发言时情绪激昂，越说越激动，脸色通红，血压上升，大会的值班医生见状不妙，立即命护士为我测血压，果然高得很厉害，就赶忙派车送我回家休息了。

恰好中央党史办公室有同志来看望我，我对他们说：“首先谢谢你们赠给我一册刚出版的《周恩来文选》，我已认真拜读过了。但我发党，恩来同志的文章中提到潘汉年时，并无说他是‘叛徒’的话，为什么在后面的注释中要添上潘汉年是‘叛徒’的话呢？你们在此书定稿时，是否还在‘两个凡是’盛行的时候呢？”

两位来访同志点头称是，承认当时是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因中央对潘案尚未平反，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特意加上去的。

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冲破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框框，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我深信潘、扬一案定能平反，到那时，你们也自然会在再版《周恩来文选》时，对那个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错误注释予以更正的。这两位同志默默告别而去。

翌日，和我同时获得平反而已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刘人寿，率参事室办公室副主任王秀玉来访，问我为何在列席市政协会议时，为潘汉年平反大声疾呼。

我告诉他们，我和潘汉年、刘少文早在1926年即共同工作过。1931年，我与潘又同时奉恩来同志之命，留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我从未中断过与党组织的单线联系，而如今却说潘是“叛徒”，说我是1933年“脱党”的，这都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在接受审查时向毛主席上书陈情，白区工作环境险恶，任务艰巨，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但绝无反党反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潘汉年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情报和上层统战工作，贡献良多。后来在香港，他按照中央政策促成民主党派的联合。这固然是民主党派领导人认清大势、顺乎人心，毅然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决心拥护我党领导、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筹建，但亦与潘的努力促进分不开。

他又奉命联络、组织和护送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北上，共商国是、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即此一端，已是功大过小，怎能以“叛徒”定罪？我深信冲破“两个凡是”的错误框框，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中央对潘、扬一案，必然会进行复查甄别，最后予以平反的。至于对我的审查结论，因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亦决不同意，仍将继续向中央上诉的。人寿、秀玉听了我如此理直气壮的回答，亦未再进一步追问了。

1982年8月23日，党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彻底纠正。为此，中央决定：

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二，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审查，定性错了的应予以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198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李强写的一篇文章，公开了当年潘汉年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机密内情，也公开了蔡叔厚是1927年的中共党员。我心中为自己对战友的冤案呼吁作证终于得到落实而感到十分欣慰！

中共湖北省黄梅县委宣传部长桂遇秋为“文化大革命” 中遭诬蔑的宛希俨烈士等来京上访。他先找到了伍修权，伍对他说：“我是和黄慕兰一起在武汉由李子芬接收加入共青团的，并同时转为中共党员，黄是宛希俨烈士的遗孀……”于是桂又来找我，让我再写一遍对宛希俨的回忆录。我说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内保存有我当年所写的原文可查的，只向他简单叙述了宛希俨、希先兄弟和梅电龙（龚彬）等均系黄梅建党创始人，以及希俨1928年4月以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赣西南特委书记身份在岗位上英勇牺牲的概况。

并说及，当年董必武、吴德峰对宛希俨的烈士身份均有证明，民政部并向其遗孤宛昌杰颁发了烈士家属的证明书和光荣牌，“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光荣人家牌子被砸，现经核实澄清，北京市人民政府已派人将光荣人家的牌子敲锣打鼓地送到昌杰家。

关于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梅电龙，我在受审交代时，即已据实证明：梅电龙同志早在北伐时，即已奉中央军委之命，专做争取张发奎和十九路军高级将领们的上层联络统战工作，数十年来，始终遵照党的指示尽力以赴。不久，老梅与希俨、希先兄弟等八人，均被宣布确认为最早在黄梅建立中共党组织的烈士。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薛国愿、郭秀如来访，要我谈宛希俨在东南大学任第一任中共支部书记的有关情况。我将身边保存的、上海市中共一大纪念馆赠给我的希俨遗容照片及自己所写的回忆稿（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复印来的）给了他们。据他们说，现在的南京大学前身即东南大学，为了纪念学校里第一位中共支部书记，拟在校园内为希俨树立铜像，如今正在收集资料，梅电龙、张建良的回忆录中都表示受过希俨的帮助云云。我深感欣慰。

我又撰写了对陈潭秋的回忆文章，发表于上海市参事室编印出版的文史刊物上。潭秋的故乡中共湖北黄冈县委看到这篇文章，特来函申谢，说是我的回忆文章，补上了潭秋同志1927~1928年间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一年多的史实空白。后来这篇文章收录到湖北省委宣传部出版的《纪念陈潭秋》一书中。

山西大学陈文秀教授为编撰贺昌烈士传记专程来沪访问我，我应约写了一篇深切怀念资昌的回忆文章。因当时潘汉年冤案尚未平反昭雪，为了避免引起麻烦，他把我的回忆文章交给《山西日报》公开发表时，主观地删去了文中所述“1931年夏贺昌同志保举我和潘汉年两人，经恩来同志决定，留在白区承担特殊营救任务”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事实。当然对这种做法，我也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

未多时，我接到中央党史办的来函通知，说我的回忆文章已拟收入中央为纪念贺昌而出版的传记和回忆文集中，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都补充了对贺昌的回忆史料，聂荣臻还亲笔为贺昌烈士纪念碑题了字，彭真携平儿回过山西老家，拜见当时尚健在的贺昌的继母，亦即平儿的老奶奶。

后来，中共柳林县委来函，说当地的贺昌烈士纪念馆即将落成，欢迎我去参加纪念活动。我思自己从未有负贺昌的信任和嘱托，经受长期考验和审查，未投降，未泄密，无贫污，未玷辱先烈英名，诚可告慰先灵，遂令平儿前往出席，并代我致谢致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