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道，王道，霸道，商鞅的上中下三个治国指导手册

帝道，王道，霸道，商鞅的上中下三个治国指导手册

公元前362年，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嬴渠梁继位。

当时，秦国积贫积弱动荡不安，前些年同魏国的战争中被击败，丢失了肥沃的河西之地。

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立志恢复先祖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于是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

一时间天下的士子们怦然心动，想着去秦国，去做官，去建功立业，去出将入相，去名满天下，去光宗耀祖。

优秀的士人应当做官，这是战国时期士人阶公开的宣誓和一辈子都要去追求的目标。

秦孝公的求贤令就像是一团耀眼的火光，让天下有志气的士子们如同看到灯光的飞蛾一样扑了过去。

一、

在魏国宰相府当秘书的公孙鞅感受到了秦王求才若渴，便携带李悝的《法经》渡过洛水，来到秦国的新都栎阳。

此时的栎阳充满了焦虑和躁动的氛围。

新君即位，戒严令下的新都城，士兵列队森严，而这其中有贵族的奢靡、富商贵人的张扬，还有各国士人充满欲望和渴望的眼神，还有穷苦农民对未来的迷茫。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与商鞅一同应求贤令而来的士人中，既有保守派，也有改革家。

他们都希望“修得屠龙术，货与帝王家”，能在这城市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富贵。

他们争论不休，通过各种渠道，向新秦王兜售自己的改革方案，整座城池笼罩在变革前夕的复杂亢奋的气氛中。

商鞅初到秦国，便频繁与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讨论自己的改革方案。

他卓越的才智赢得了景监的信任，最终被推荐至秦孝公面前。

秦孝公第一次召见商鞅，向他询问治国之道。

商鞅拿出的的方案是以“帝王之道”为切入点，所谓帝王者，乃德政化万民，德服四邦，等等，当时话还没有说完，秦孝公就没了兴趣就始似睡非睡。

第二天，秦孝公批评景监，说：你带来的客人真是迂阔无用，你怎么会推荐他呢？

于是景监找到商鞅，说：我把先生推荐给国君，您怎么净说一些假大空的话让国君厌烦呢？

商鞅坦言道：我希望国君能像古代的圣君一样施行“帝王之道治国”，但他没有领悟。希望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换一个方案给秦王。

五天后，秦孝公又召见商鞅。这次商鞅改讲“王道”，主张用仁义治国，通过推行仁政，赢得百姓的爱戴与拥护，话还没有说完

秦孝公就冷冷的说道：先生虽然博闻强记，然如今大争之世，弱肉强食，都是凭借实力较量的时候，先生你你现在说的这些并不适合现在的秦国。

于是大袖一挥，直接走了。

景监早早就等在门口，看到商鞅从宫中出来，迎上去问：今天的方案怎么样？

商鞅说：我用王道劝说国君，还是不符合他的心意。但是先生你放心，只要让我再见到国君，我肯定拿出来让王上心满意足的方案。

两次受挫，商鞅并没有气馁，经过深思熟虑，他第三次拿出的方案是行“霸道”！

在景监的再一次引荐之下，商鞅又一次见到孝公，这次孝公跟他谈得非常投机，关在屋里一连谈了好几天，是越聊越开心。（不自知膝之前于席，语数日不厌）

商鞅出来后，景监连忙问他：国君看来是真的很开心，你讲了什么如此符合大王的心意？

商鞅回答说：“我之前劝大王采用帝王之道，大王一听大业要几代人的时间成功，说太慢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个贤君，怎么可以等数十百年后才能显名天下，大王想要立马实现自己的抱负，最好这一代就能称王称霸。

所以这次我用春秋五霸富国强兵的“霸道”方案给到他，他特别高兴。然而这样做最后大王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二、

以上就是“商鞅论三道”的故事。

如今很多人以为商鞅先提出“帝道”和“王道”，只是为了最后推出“霸道”的试探，其实并非如此：

1、根据《史记》记载：鞅少好“刑名之学”。

刑名之学其本质上是道家的黄老之学与法家思想结合的产物。特别是“道”的观念和“君道至上”的理念。

这套学问正面用是君主无为，百姓有为，即“道”。反面用是君主有为，百姓无为，即“霸道”，更加注重实际的治理手段，强调通过法令和制度来实现国家的强盛。

2、商鞅之所以三次讲道，既是献计献策，实际上也是根据秦孝公的反馈，逐步的调整自己的方案，确认自己的角色定位。

马王堆黄老帛书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帝者的臣子，虽然叫臣，其实是君主传道授业的老师，负责传授治国的理论和方法，引导君主遵循“道”的方法治理国家。

王者的臣子，名臣，其实是谏言包容的好友，他们通过谏言和包公，帮助领导更好的理解和实施仁政，以德治国。

霸者的臣子，名臣也，其实是辅助办事的宾客，他们主要负责执行君主的命令，通过严刑峻法和具体的政策来实现国家的富强。

3、商鞅最后才讲“霸道”是对秦孝公真实意图试探的结果，在逐步了解秦孝公和秦国的现实需求是什么。

商鞅明白了想要现实自己的政治抱负是需要用一些手段的，如果上来就放大招，和秦王不投机自己可能就真无用武之地了。

三次的论道，他摸透了秦孝公的目标：在位时就能看到强国的目的。

对于商鞅来说，要么施行霸道，要么终止与孝公的合作。

商鞅最后也很明确地说出了他的遗憾：想用短期的方法达到长期的目标，副作用比较大。（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

商鞅对待“霸道”治国的理念有深刻的认知，明白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想要快速成功，就要牺牲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因为在追求效率和成功的同时，不能忽视道德和价值观的建设，一个国家或者组织想要成功，强大的硬实力是一方面，坚实的道德基础也是必不可少。

在商鞅提供的一系列改革法案中，对秦国的民生制度军事制度做了彻底，激进的改革。

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军功，迅速使秦国成为了一个始终处于备战当中的“战斗型”国家。

大秦也迅速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态，迅猛崛起于六国之间，建立了五霸七雄中绝无仅有的霸业。

但国运与德行也像商鞅所说一样，在达到最成功的目的之后，不出二十年，就：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

三、

“商鞅论三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理论框架。

“帝道”“王道”与“霸道”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三种路径，而是相互递进的三种治国理念。

但可惜的是，太史公的《史记》里并没有记载商鞅关于“帝道”“王道”“霸道”的详细论述，但我们尝试根据先秦诸子的相关书籍，尝试着勾勒一下这三者的特点。

吕氏春秋中记载了一个楚怀王丢弓的故事，最能体现“帝道”“王道”“霸道”这三者立足点和区别。

一次，楚王在云梦泽当中打猎，不小心遗失了自己心爱的弓，侍从们想要循原路寻找，但是楚王制止了他们。

楚王说：“不用去找了，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也到不了别的地方？

孔子听闻此事之后，认为楚王的做法虽然豁达，还可以更进一步，于是就提出：人失之，人得之。

老子听说这个事情之后，感觉还能更进一步，于是就提出了：失之，得之。

楚王的观点是从国家本位出发的，他的视野也局限于楚国，只要弓还在楚国内部，无论谁得到了他，楚国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失，因此不必过于太在意。

这可以阐述为“霸道”的理念，强调国家的利益至上，注重的是富强和强大。

而孔子的观点，则是把视野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层面，认为不管是谁丢了这玩意，最后都会被其他人得到，就不算损失。

孔子强调的是对个体和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注。

这可以被认为是“王道”的治国理念，强调的民有民享，注重社会整体的公平。

但是老子的视野则是扩展到了整个天下万物，认为得与失都是自然的规律，符合天道。

这也是黄老之学的治国理念，强调无为而治，通过顺应自然规律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人类失去一些，自然就得到一些，今日失去一些，后代就得到一些。其立场可以叫天下本位，这就是道。

可以人性太自私，想的只是基因的复制。

应该说，“道”的治理理念体现了治国的最高理想。

四、

孔子的“仁政王道”，强调的不是与别国争霸，而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王道”，立足于百姓，强调认同、接受，关心的是“好不好”的满意度问题，即让百姓亲近和赞美。

统治者主张以德服人，强调民有民享，倡导的是人和王道。

诚意正心，热爱人民，自己修道保法，上下齐心。通过制定公平的社会制度，使得百姓能够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与治理中，从而形成国家的凝聚力。

如果百姓人人满足，则国家就能吸引天下的人才和老百姓，国家自然一天比一天强大。

如果别的国家也这样搞搞好了，那天下人民就都能幸福生活了，各个国家之间也就会相安无事。

假设别的国家领导人暴虐无道，那就可以伐其国，救其民，统一天下。

“王道”的治理并不依赖严酷的法律，而是通过德行、礼仪的使用促使和谐与繁荣。

在国家强盛时，民众会享有更多的福利与机会。

在国家面临困境时，民众仍能在一个公正的社会系统中得到保障和照顾，社会也能够维持稳定，从而实现“仁者无敌”的状态。

而商鞅提供给秦孝公的霸道之法，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核心就是通过国家力量来实现国家的目标，更加注重实际效果，只关心“能不能”的可行性问题。

“霸道”治国依赖严刑峻法的制度来规范社会制度，确保国际机器的高效率运转。

与“王道”不同，“霸道”并不依赖民众的道德教化，只需要你听话。

秦孝公用商鞅，以“霸道”的治国方式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增强了秦国的实力，内政外交明朗，兵家四方无有不服，也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霸道优点多，但缺点也明显，轻视道德的力量，“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稍微天灾人祸就很容易出现，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人。

力量越是强大，越是难以持久，一旦力量衰退，“霸道”便会随之崩溃，那些耗费无数心血建立的成果，也会在混乱中湮灭。

商鞅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看《商鞅书》就能发现，他是一个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者。

在他的眼中，所有的人本性太恶。

他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国家内部任何多余的人或者事情，如果不加以管教最后都会变成放纵的寄生虫。

如果农民有了余粮，他们将会考虑怎么样活的更长，或者吃的更好。

如果商人能赚到更多的钱，就会追逐美女和感官上的满足。

如果官员没事做，他们就会产生个人的野心或者就回去疯狂的追求名利。

这些玩意对于国家来说都是威胁和危险，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就会影响生产和对外的扩张战争。

这商君书的设计之下：战争也仅仅是一个手段，可以用来征服敌人，抢夺财产资源，也是消耗掉国内任何可能造成国家毁灭的力量。

国家要做的就是扼杀消耗掉任何潜在的可能。

说人话，国家要通过战争消耗敌人和自己内部不稳定的力量，国家要保持秩序，人民就必须变得弱小，而只有这战争，持续的战争才能把他们的财富和力量消耗掉，使他们一直弱小下去。

君以此兴，当以此亡。

结果秦国变成了一个始终都在备战的国家，时刻迎接着下一场战争和敌人。

战争不为了获利，就是为了消耗，把私人手中掌握的力量和财富消耗掉，以防止有人通过财富增长来获取私利，而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当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发现六合之内已经没有敌人了。

于是就修长城，求仙，修陵墓，攻打南越，向北征服那个未知的“胡”！

最后，国家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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