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州骄子朱理治

南通州骄子朱理治

朱理治(1907—1978) ，又名朱铭勋。江苏南通人。清华大学肄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开创。1940年3月去延安，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秘书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东北银行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任，全国核资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

旧屋、老街、缓缓流淌的运盐河，这是印象中的古镇余西；紫薇、古钟、朗朗悦耳的读书声，这是学子眼中的余西小学；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朱理治就是从这里走出来，成为江海大地上的一道丰碑。

余西小学古柏苍虬、梅花傲骨，这里是钟灵毓秀之地。上个世纪之初，聪慧灵秀的朱理治，在余西乡村教师王铣的启蒙下，品尝兼优、志向远大。余西小学的教育基因，为他奠定了人生的坚定基础，造就了他江的气魄、海的胸怀。

15岁进入南通省立七中后，他更加发愤读书，立志报国。高二结业，即以同等学历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在大学里，怀着一腔理想的朱理治如饥似渴地学习，试图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并开始接触共产主义。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同住一室的地下党员余冠英的介绍下，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把名字改为理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华北地区“白色恐怖”也空前浓重，共产党组织屡遭破坏，刚刚入党的朱理治被委以重任，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西郊区委书记，领导清华、燕大以及海淀高校和郊区开展革命斗争。之后，朱理治又担任中共北京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后来新成立的北京市委的委员。但市委组织再一次遭到破坏。他在一次机智逃过特务的抓捕后，因身份暴露，无法继续在北京开展工作，在清华大学地下党员冯仲云的掩护下，被迫前往上海寻找党的组织。

1928年5月，他抵达上海后，因上海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未能跟党组织取得联系，深表遗憾的朱理治回到一江之隔的老家——余西母校，谋到一个教员职务。他一边教书，一边组织革命斗争。秘密发展季玉清等五名党员，建立了南通早期的临时党支部，领导余西镇埠码头的农民运动。后因同乡同学的告密，朱理治被国民党逮捕。不久出狱后，他又踏上了革命的征途，转战千里。从此，一别五十载，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母校。

此后，朱理治曾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和代理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河南及豫鄂边区党的主要领导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划委员副主任、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解读朱理治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每当历史的重大关头，都有他为党的事业在刀光剑影中英勇奋斗的身影。

这些不平凡的经历，无一不展示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光明磊落的赤子情怀，无一不证明了朱理治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真可谓：“一生为党留丹心，后世楷模照千秋”。

朱理治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干部。他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和宣传、组织、统战工作，也做过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主持过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也做过金融、外交、物资、交通、计划等方面的工作。无论党派他做什么工作，也无论职务高低，他都能很快抓住关键，打开局面，作出了不少特殊的贡献。

朱理治陈少敏李先念等新四军五师领导在一起

1、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为贯彻党的团结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1935年中央到达陕北后，朱理治担任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和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他认真学习领会瓦窑堡会议精神，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争取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方针。次年，他担任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8月上旬，奉命和叶剑英、彭雪枫前往西安，遵照周恩来指示作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

朱理治一到西安，就迅速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传达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和逼蒋抗日的指示精神，部署开展工作。他还积极推动各界人士成立救亡团体，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协助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

2、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为发动和开展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1937年，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并指定朱理治任省委书记。朱理治先后到洛阳、开封传达中央精神，组建新的省委，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打开了河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他还按照中央要求，领导了湖北、安徽、江苏、山东部分地区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同时，大力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了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他和省委同志一起，大力发展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建立和扩大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和彭雪枫等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领导河南党组织发展了新四军的队伍。

1938年9月至11月，朱理治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其间，被任命为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的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以及新组建的豫南省委（也称豫鄂边区党委）书记。他协助刘少奇工作，并在刘少奇不在的情况下代理中原局书记。1940年初，豫鄂挺进纵队正式组建，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并兼任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豫鄂挺进纵队是抗战初期在豫鄂边敌后建立的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中央书记处致电称赞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3、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为发展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进行了探索。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更加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克服困难，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决定边区银行独立自主发行货币。朱理治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他临危受命，辛勤工作，采取多种措施，推动银行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全面开展。他改革和扩充总行内部机构，建立健全分支机构，使边区银行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他领导制定20多个章程、办法、条例、法令，使边区银行逐步健全了规章制度。

朱理治担任银行行长后，很快总结边区金融工作的经验，撰写了近20篇文章、报告、文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同志对朱理治关于金融问题的主张十分赞赏。1941年8月，他看过朱理治《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的报告》后，认为“很有些价值”。

4、担任东北局驻北朝鲜全权代表，为争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发展中朝两党关系做出了努力。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理治前往东北解放区，在吉林洮南地区和北满分局担任了短暂的地委书记和秘书长后，被派往平壤，担任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朝鲜全权代表，负责组建和领导东北局在那里的办事处。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0月，朱理治团结带领办事处同志，边工作，边摸索，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任务，使办事处在我军坚持南满、粉碎国民党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最终取得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密切了中朝两党关系，也给新中国的外交、外贸、边务、侨务等工作提供了一些经验。

蒋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