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朝鲜中日战争的启示

2026-01-04 04:09 来源：群名网点击：

甲午朝鲜中日战争的启示

一、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起源，从甲午海战，1895年的马关条约清政府赔款说起

结论一：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1、双方综合实力对比中国人口4.1亿，日本0.35亿，中国海军吨位8.4万吨。日本5.9万吨。中国陆军人数可用约40万。日本陆军人数26万。中国铁路具体数目不明。日本铁路4310km。日本商船11.2万吨。中国商船约8万吨。日本棉纺厂40家，纱锭38万锭。中国4家，纱锭20万。日本煤产量四百万吨，中国约150万。中国国家收入约九千万两白银。日本约5600万两。综合实力，中国略优于日本。

2、双方海军实力对比甲午海战前——中日鱼雷艇实力对比

（1）中国海军实力配备：

甲午海战前，中国海军曾拥有大小鱼雷艇30艘，其中27艘由德国制造，1艘由英国制造。

中国海军的第一批鱼雷艇，是北洋水师从德国订购的4艘单雷艇，1881年在大沽船坞组装完成，次年完工。因为这种鱼雷艇只有l具鱼雷发射管，所以称之为单雷艇。

与此同时，广东水师也从德国购买了3艘鱼雷艇，命名为“雷龙”、“雷虎”、“雷中”，1882年在黄埔船坞组装完成。广东还从德国购买了8艘单雷艇，名为“雷乾”、“雷坤”、“雷离”、“雷坎”、“雷震”、“雷巽”、“雷艮”、“雷兑”，1884年在黄埔船坞组装完成。

1885年，北洋水师在德国建造了“定远”号、“镇远”号铁甲舰，并各配2艘小型舰载鱼雷艇，分别命名为“定远一号”、“定远二号”和“镇远一号”、“镇远二号”，艇长19．5米，功率110马力，航速15节，装备2具鱼雷发射管。

1884年，福建水师从德国订购了1艘鱼雷艇，名为“福龙”号，1886年建造完成，为钢质艇壳，排水量144吨，功率1597马力，航速22.5节。艇上装备2门37毫米速射炮，2具356毫米鱼雷发射管，艇员20人。1890年，该艇划归北洋水师。

1886年，北洋水师从英国订购了1艘新式大型鱼雷艇，名为“左队一号”，1887年完工，为钢质艇壳，排水量108吨，功率1000马力，航速23.8节，装备6门火炮，3具356毫米鱼雷发射管，艇员29人。

1886一1887年间，北洋水师又向德国订购了5艘鱼雷艇，名为“左队二号”、“左队三号”、“右队一号”、“右队二号”、“右队三号”。各艇排水量均为74吨。“左队二号”、“左队三号”功率均为600马力，航速19节。“右队一号”功率为600马力，“右队二号”、“右队三号”功率为597马力，航速均为18节，各艇装备2门37毫米速射炮，2具356毫米鱼雷发射管，艇员编制28人。

此外，北洋水师还有2艘鱼雷艇名为“中队甲”和“中队乙”。甲午海战中，列入作战序列的有13艘鱼雷艇，即：“福龙”、“左队一号”、“左队二号”、“左队三号”、“右队一号”、“右队二号”、“右队三号”、“定远一号”、“定远二号”、“镇远一号”、“镇远二号”、“中队甲”和“中队乙”。

（2）日本海军实力配备：甲午海战前，日本海军拥有24艘鱼雷艇，分别是“小鹰”号和第一号至第二十三号鱼雷艇。其中，有5艘购自英国，7艘购自法国，2艘购自德国，10艘由日本自行建造。

日本海军的第一号鱼雷艇1880年建成，第二、第三，第四号鱼雷艇1884年建成。这4艘鱼雷艇都是在英国建造，在横须贺造船所组装，为单雷艇。

1887年，日本在英国订购了1艘鱼雷艇，在横须贺造船所完成组装，名为“小鹰”号，排水量203吨，功率1217马力，航速19节，装备2门279毫米火炮，4具鱼雷发射管。

1890年和1891年，日本先后在法国订购了5艘鱼雷艇，分别是第五，第六号和第七、第八、第九号，在小野滨造船所组装完成，排水量40吨，功率525马力，航速20节，装备1门47毫米速射炮，2具鱼雷发射管。

1891年到1893年，日本在小野滨造船所自行建造了10艘鱼雷艇，分别是第十号－第十四号和第十六号－第二十号。这批鱼雷艇的吨位、航速及装备与第五号那批鱼雷艇相同。

1892年和1894年，日本先后在法国订购了第十五号和第二十一号鱼雷艇，在日本吴造船所分所组装。第十五号艇排水量53吨，航速及装备与18901891年日本在法国订购的5艘鱼雷艇相同。第二十一号艇排水量80吨，功率为1150马力，航速21节，装备1门47毫米速射炮，3具鱼雷发射管。

1892年和1893年日本又先后从德国订购了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号艇，在日本吴造船所分所组装完成，排水量85吨，功率990马力。第二十二号艇航速19节，装备2门47毫米口径速射炮，3具鱼雷发射管。第二十三号艇航速20节，装备1门47毫米口径速射炮，3具鱼雷发射管。

中日海军实力对比结论：

从甲午海战中双方参战鱼雷艇的总体实力对比可以看出，日军占有一定优势。日军鱼雷艇数量为16艘，总吨位和平均航速高于北洋水师，平均舰龄不足3年。中国鱼雷艇数量为13艘，平均舰龄将近8年。但就个体而言，“福龙”号与“左队一号”的作战能力较强，日本方面惟有“小鹰”号与之相当。从双方的训练管理程度和技术战术水平方面来看，中国也逊色于日本。

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中国当时除北洋舰队外，尚有南洋舰队、福建海军、广东海军三支舰队，也有一定实力，例如南洋舰队拥有5艘巡洋舰。这点日本作战计划有提及。

中国拥有两艘巨舰。定远、镇远两舰排水量均为7335吨，而甲午战争时，日本最大的舰船排水量只有4278吨。

中国铁甲舰优于日本。据《甲午海祭》书中，中国铁甲舰5艘，日本方面3艘。这里铁甲舰当指船体有特别的铁甲防护，防御能力大大增强。

中国舰只大口径火炮优于日本。以黄海战役计，中国21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有23门，而日本只有11门，仅及中国的一半。日本海军虽无巨舰，但其4000吨以上舰只有5艘，3000吨以上舰只有4艘，总体舰只吨位平均。

中国舰只的航速或机动性方面逊于日本。中国舰只中航速最高的致远、靖远均为18节，其余主力舰航速均在14.5—15.5节之间。日本舰只中航速最高为吉野，达22.5节，另有4艘军舰航速在18—19节，其余在15—16节。

中国舰只配备火炮数少于日本。以黄海之役计，双方各12艘战舰，中国火炮数195门，日本火炮268门。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结论二：甲午战争中国之败于李鸿章的消极避战上，即消极避战李鸿章。

甲午中日海战的背景：朝鲜的东学党之乱爆发后，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形成中日两国兵峰相对的局面

（1）中国政府出兵的理由：朝鲜的东学党之乱爆发后，朝鲜政府向清政府请求援助。中国政府出兵的情况：李鸿章“调直隶总督叶志超选派淮军劲旅一千五百名，分乘招商局轮船赴朝。

（2）日本政府出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借日本政府借《天津条约》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执照”认为日本同样具有出兵权。

日本政府出兵的情况：迅速“增至五千，拟与华军并力共剿，且共善后更革朝政。

结论：中国出兵较日本出兵更能得到朝鲜政府的支持，为维护地区和平“师出有名”。

中国处理朝鲜事件的决策与作为

一、两条对策的选择与落实

（一）朝廷的对策：积极备战，自主开战，以战促和

据《清实录·德宗实录》载，五月二十二日，清朝朝廷正式对朝鲜问题对李鸿章发布指示，“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军队，原以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兵已多兵赴汉，势甚危迫，设威胁已成……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

朝廷的谕旨传达出朝廷的两个信息，一是认为现在再与日本争辩要求撤军已经无济于事，且现在日军已经多兵赴汉，已经对朝鲜政府和清政府产生威胁，超出了原来的剿匪之说。二是李鸿章所进行的外交干预的尝试是否可行，朝廷方面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列强的干预很有可能是另有所谋，要李鸿章在外交行动中多加注意。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努力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厢情愿，相信他的携英俄双管齐下的战略可使日本撤军，再走谈判之路，然而清政府对列强的干预已经开始怀有戒心。

接下来，五月二十八日，清廷继续对李鸿章表明朝廷开战的态度。

“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业已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

清朝朝廷看的十分清楚，认定现在形势紧急，他国对日本的外交施压，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现在中日十分可能决裂了，请李鸿章马上计划备战。这时候离中日正式开战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接下来，六月初八，清廷针对李鸿章的种种行动，给出的要求是：“与英领事言及，应由英外部令水师提督带铁快舰赴倭员责问、勒令撤兵一节。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傥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即如英国处此时势，如出自彼意，派兵护商，中国亦不过问。若此议由我而发，彼将以自护之举，托言助我将来竟以所耗兵费，向我取偿。中国断不能允。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著毋庸议。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审慎，设轻率发端致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此时，朝廷的态度是“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即开战挞伐，不借助他国。虽然清廷的议论多出自维护天朝大国尊严以及日后列强的索赔，但是其总体的思路为走独立自主的外交线路，而非一味借助列强的外交施压。

又至六月十四日，朝廷发与李鸿章的谕旨：

“议之成否尚难逆料。若待事至决裂。然后议战议守。势已无及。不可不先事筹备著李鸿章豫为筹画。”

“倭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

“现在和商之议。迄无成说。恐大举致讨。即在指顾。著李鸿章体察情形。”

“倭兵驻韩日久。和议未成。自当速筹战事。”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

“日本近以重兵胁朝鲜。经各国叠催撤兵。迄无成说。现饬李鸿章亟筹战备。调集诸军。”

“倭人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局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

从以上可以看出，朝廷对战事态度，“自当速筹战事”、“朝廷一意主战”、“不得不速筹战事”，即一意主战，积极备战。

（二）李鸿章的对策：备战消极、借外力调停，力主议和。

1、面对日本出兵增兵五千的战事初期，电令叶志超“阻其率军赴汉城，令其坚忍约束，以待后命。”、“若再添兵，适启日人狡谋。”形成日军5000，中国军队1500的兵力处于弱势的对峙情况，一再电令以守为主，坚忍约束。形成“弃战”的守势。

2、李鸿章的外交投入。李鸿章积极利用外交手段，试图利用英国和俄国，尤其是俄国对日本政府的施压，促使危机和平化解，日本和中国共同撤军。

（1）“五月二十二日，李鸿章电告总署，俄皇已电谕驻日俄使勒令日本与中国商同撤兵，撤后再会议善后方法。”

（2）五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对英国领事建议：“英以水师十余铁舰快船经赴横滨，责日以重兵压韩，扰乱东方商务，与英大有关系，勒令撤兵，再议善后，谅日必遵。”

（3）六月初四，李鸿章对龚照瑗的电报中说：“仍以各大国合催日退兵，是为正办。是日龚电告李法国亦将介入劝和。”

（4）六月初八，李鸿章继续争取外交支持，“致电驻俄公使许，命其商德国加入劝和。”

（5）六月二十日，李鸿章依然在抱着英俄的援助幻想，甚至是俄国直接出兵协助清朝的幻想：“同日，英驻华参赞来告日回应英撤兵劝告，称中国须直接与日谈……李说俄如派船，我海军亦可派往会办……甚至电告丁汝昌暂不用大队去牙山，将来俄兵船到来，或可随同观战。”

3、李鸿章借外力调停的失败

（1）俄国的调停的结果，五月二十七日，喀希尼派参赞巴普洛夫告知李鸿章，驻日俄使回电称陆奥不肯撤兵。亦即，俄国调停的失败。

（2）英国的调停的结果，六月二十日，英驻华参赞来告日回应英撤兵劝告，称中国须直接与日谈。亦即，英国撤兵劝告日本的失败。

（3）法国、德国的调停的结果，只是李鸿章的一厢情愿，没有下文。启示：在争取国家根本利益的面前，只能靠自己的作为，一味的想得到他人他国的作为换来国家利益的维护，是自做多情，只能以失败告终，他人不关乎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只作壁上观。

二、主战与议和的两种决策的博弈下的军事部署。

（一）朝廷的军事部署要求

1、清廷在五月份就已经开始预备作战，多次电令李鸿章做战前准备。内容包括兵员，粮饷，军火等等。毕竟跨国开战，距离甚远，提前的布置和计划是非常有必要的。见朝廷发给李鸿章的谕旨，如下：前经叠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办法。均未覆奏……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李鸿章老于兵事。久著勋劳。即详细筹画。迅速覆奏以慰廑系。

2、针对李鸿章的“李鸿章复奏称，海上交锋无胜算，内陆兵力单薄。若大举援韩，须预筹军饷。”即“须预筹军饷”的要求，朝廷的要求与对策是：明确要求李鸿章抓紧备战，采取积极的措施以抵抗日军的侵略。朝廷在备战的时期的先期思路明确，先查明可战者，可守者究竟多少，缺的兵员，武器，军饷都可以筹备。“前据陈奏校阅操演情形。俱臻精密。自己足备缓急。兹据奏称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祗有八艘。究竟海军所练之兵。共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练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覆奏。所请筹备饷需银两。俟覆奏到日。再降谕旨。开战在即，对于一个正需要充分准备的清军，却由于李鸿章的“避战”策略，而忽于察略军事，积极外交依赖他人的解决争端的策略，就不怪乎在近10天后，才拿出回复朝廷要求的军事力量详细部署及军饷数目。“据称北洋战舰过少。沿海陆军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合计祇二万人。各处绿营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体察倭韩情势。出境援剿至少亦须二三十营。此次请筹的饷二三百万。实系通盘筹画豫防未然等语。”

3、李鸿章回复朝廷的军事部署及军饷的要求的真实目的继续拖时间以便展开外交行动，并没有真的准备大军作战。

（1）六月初八朝鲜国王来电求助，李鸿章的回复是：“中国本已备大军进援，因念及开战汉城必大守蹂躏，故未遽发。”

（2）实际上，李鸿章非但不想要大军增兵进入朝鲜，以作为与日方谈判的筹码，反而倾向于直接退兵，以此来与日本协商。

（3）当然李鸿章的撤兵之说，并非是完全示弱的表现，他认为：“盖我军为剿匪而来，匪既受抚，随即撤回，亦系正办。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倭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

公允的说，李鸿章的退兵之策，不失为一种良策，因为从道义上说，清军应朝鲜政府之请，为朝鲜东林党之乱而出兵，现东林党之乱已于6月11日全州和议达成，而暂时归于平息。不过，暂时的退兵是为更好地备战。但是，以李鸿章积极避战、谋求外交的思路，也不会有好的战争结果。实际情况是，李鸿章在立即增兵与暂时退兵之间犹豫不决，导致了宝贵的战略时间的浪费。启示：在大政外交上的政策态度必须明确，特别是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政策上，态度必须明确，执行必须坚决，否则轻则贻误战机，重则损伤国家，贻害百年，祸及子孙。

4、朝廷的直接军事部署

（1）“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宋庆所部素称得力。东三省练军及左宝贵所带兵勇。亦皆可用应如何抽拨之处。著分别咨商。速筹调派。水路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沿海各口。如旅顺大连湾威海等处。皆关重要。如何布置。均应逐一妥筹。其军火器械粮饷。一切均应。克日办齐。先期给发。方不至仓猝误事。该督奉到此次密谕。立即妥筹赶办。水陆各口现拟派何人前往。统带几营。驻扎何处。及一切办理情形。迅即详细覆奏。慎勿诿卸迁延。致干咎戾。”

（2）“彼如开衅。必先向叶军决战。该处地势是否相宜。并如何策应之处。务宜及早筹备。傥倭兵逼近。已露交仗之迹。则衅开自彼。立即整军奋击。不可坐失机宜。平壤各军。约计何时可以到齐。若南路一有战事。则北路各军。即应前往夹击。使彼两面牵制。较易得手。此外如何调度。著李鸿章悉心筹议。”

针对朝廷的布署要求，李鸿章的布兵回复是，根据朝廷加强平壤、牙山一线的增援，即，“已抽调精锐二千增援，合叶军共五千，可当一面。将来议和不成，可有平壤、牙山两军南北牵制。”实际上李的部署是，叶志超接应援军，全部登陆后分扎成欢，坚筑营垒。即，增援部队实际驻扎在“成欢”，而非朝廷要求的增援平壤、牙山一线。

（二）李鸿章的军事部署

1、开战之初

李鸿章的总体计划依然是按兵不动，并不提前做任何的战争准备。

五月二十六日袁世凯请求增兵三千，李鸿章则说要“略忍耐”。

“同日，李电告丁汝昌，日韩失和在即，日势将大举，我军应迅速预备。”然而却不做任何的预备的举措，袁世凯的增兵请求被否后，依然电令袁世凯，命劝韩王坚持。

2、开战在即的仓促调兵

六月十四日起，李鸿章的迟延军事部署

接到清廷一意主战的最终决定后，李鸿章还发出慨叹：“水路大队布置起程需时，奈何。”

六月十四日，李鸿章终于决定开始行动，连续数日协调部队。

（1）十七日，李电命叶志超接应援军，全部登陆后分扎成欢，坚筑营垒。